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
　　周成王、周康王死后，百姓见不到土古圣王那样的太平盛世了，天下一天天地陷入混乱，一直到秦代，完全废除了前代圣王沿用了数千年的法度。
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
天下群起攻秦，使它灭亡了，政权归于汉室。
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汉朝建立以来，更换了二十四位君主，西汉、东汉两度拥有天下，相传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
但汉代大都沿用秦法，即使改变一些秦的成例，也多数是根据自己的意图，而不是仿效上古圣王的法度，有治理天下的志向。
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君主只有文帝一天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
但文帝治理天下的才能不足，所以，尽管有仁爱的美名，而他在位时的法度，也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相仿。
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
东汉亡后，几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就把天下瓜分了。
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
晋朝与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是统一不久就灭亡了，它们的政治措施就不值得评价了。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
　　取代隋朝的是唐，前后更换了十八位君主，相传三百年，它的国势没有比太宗时代更兴盛的了。
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
太宗作为君主，能够屈己意倾听劝谏，用仁心爱护百姓，可以说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
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
他定租庸征民赋役，置府兵保养军队，因政务设立官职，视才能委任官吏，用礼仪改良风俗，重农业劝导百姓，赋役有规定的制度，兵农有安定的职业，官吏不挂空名，职事不会废弛，人民习惯于行善，离弃了末作贱业，使在上掌权的，政务切要而不繁难，向百姓征取的，数量不多而易供应，百姓能切实务农，国家也不废军备，既保持了军队编制，又得到了农田利益，大小政务都有专人负责，俸禄支出都实而不虚，人才都能得到录用，治国的体制可以一派相承，人们的廉耻观念一夭比一天加深，国家的耕地面积一天比一天扩大，用他的这套法令制度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宁太平，废弛了，天下就危险混乱，可以说他有治理的才能。
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
实行这套法令制度几年以后，粮食的价格贱到一斗米只要几个钱，居家的人都有积蓄，出门的人也有余财，人人都懂得自尊自爱，几乎连刑法都废置不用了，可以说他有治理天下的成效。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
太宗虽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却还不能与前代圣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他的法度的施行，与前代圣王相比还有不完备的地方；
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
礼乐的设施，田亩的制度，学校的教育，与前代圣王相比还有不完备的地方。
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
他亲临作战阵地，战必胜，攻必克，天下没有人不认为他是勇武的，但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崇尚的行为；
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
四方万里之外的异族，古代未及推行政教的地方，没有不顺服的，天下没有人不认为他是强盛的，但这并不是前代圣王所追求的。
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
　　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
　　从唐尧、唐舜的治世，经历五百余年才有商汤的治世，从商汤的治世，经历五百余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从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又经历了一千多年才遇到太宗做国君。
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
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又因为他不够完善，不能与前代圣王并论而称为极治之时。
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一治世；
这样看来，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前的人，大致相隔五百年遇到一次太平盛世；
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时也。
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人，经历一千多年也没有遇到极盛之世。
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馀年而一遇。
不只是生在这个时代的平民百姓是不幸的，那些生在文王、武王之前的士人，比如舜和禹对于尧帝，八元和八恺对于舜帝，伊尹对于商汤，姜太公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大概都是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这样的明君。
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
生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士人，一千多年来，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孟轲这样的贤人，也遇不着君主的赏识。
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
即使太宗做他们的国君，他们也不一定可以得志于那个时代。
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
这也是生在那个时代的士人的不幸。
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所以论述唐太宗是非得失的原委，不仅做国君的人可以参考，士人中有志于先王之道，而又想为朝廷服务的人，也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