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缙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篡夺。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至于渐磨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宿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周衰,先王之迹熄。
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
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
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
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
谈道论德的人,自夸德行崇高远大而忘了为世所用;
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
议论为政之道的人,力求卑下浅近而不去学习古人。
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
刑名、兵家的思想喜好暴力欺诈,唯有学习儒家诗书的人能够行善。
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
即使那些研究经学的人,也争着搞章句训诂的学问,凭个人见解胡乱穿凿附会。
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
所以先王之道变得模糊不清,学者们盲目沉溺于当时流行的学问。
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
那时候,能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而已。
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
但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懂得珍视。
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
不过那个时代产生的士人,都勇于树立自己的品格。
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他们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态,无论是获取、给予、进取、退让、离职、就任,都一定用礼义来衡量。
及其已衰,而缙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
等到世道衰微时,那些官员在强暴势力面前坚守志向,甚至遭到罢免、囚禁、杀戮却操守愈加坚定的,前后相继。
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篡夺。
所以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只能犹豫一生,不敢公然篡夺皇位。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
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
而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
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
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那些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
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
所以学习那些道理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
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
议论政事治事理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
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
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
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
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
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
然而能尊重而奉行的,就未必有那么多人了。
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
所以像《乐》、《易》那样淳厚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
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他们不论处在贫富、贵贱的地位,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心意就少,而苟且相合求得的行为就多。
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这习俗教化的美德,之所以赶不上汉代。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
有些人见识浅薄却道义崇高,有些人学识渊博却操守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
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
因为汉代士人由乡里推举选拔,所以不能不注重自我修养。
至于渐磨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
经过长期熏陶,那些践行道义的人,并非勉强能做到的。
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
如今的士人通过文章选拔任用,所以不得不专心学习。
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
经过长期研习,内心有所领悟,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
由此看来,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必定更热衷。
岂非信欤!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
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引导的方法、学校培养的体系,那么士人在学问品行上,怎会有彼此的偏差、先后的差距呢?
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
《大学》的道理,是要通过诚意、正心、修身来治理国家天下,而这一切必须从获取知识开始。
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
那么知识本就是善的起点,却是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今天的士人,在别人难以达到的领域已经接近了,那么朝廷推行教化,没有比现在更容易的了,就看如何引导他们了。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
筠州地处大江西岸,位置偏远闭塞。
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
庆历初年,朝廷诏令各地设立学校,唯独筠州没能响应诏令,州里的读书人深以为憾。
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
到治平三年,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才向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仪先生提出请求。
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
董先生便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茜先生共同勘察,在州城东南找到一块高敞干爽的土地,在上面修建校舍。
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宿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序为。
斋戒祭祀的屋子、讲诵经典的厅堂、休息住宿的房舍,以至厨房、浴室、库房、马棚,都按次序建好。
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
工程从当年春天开工,到八月十五日竣工。
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之后来求学的人常常有几十上百,两位先生便写信送到京城,请我写一篇记文。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
我认为两位先生处理政事,可说是懂得根本了。
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
让筠州的士子在这里一起研习,讲解先王留下的经典,来获取真知,其中贤能的人超然自信而卓然独立,中等资质的人勤勉学习以等待教化,那么这座校舍的兴建,就不只是让来求学的人空谈道理,用来谋取官职俸禄而已。
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所以我写下自己的见解作为记文,让他们带回去刻在石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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