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
　　太史公说：“
先人有言：“
先人说过：“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
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盛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
意在斯乎！’
他的用意就在于此！
意在斯乎！
在于此吧！
小子何敢让焉。”
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曰：“
　　上大夫壶遂问：“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曰：“
太史公说：“
余闻董生曰：“
我听董生说：“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周王室衰废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拥护他。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把自己的褒贬是非寄寓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记载中，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无非是为王道通达而已。’
子曰：“’
孔子说：“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与其空洞的说教，不如把意图表现在叙事中那么深刻明确。’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向上阐明三王治道，向下辨别人事准则，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存留亡国家事迹，续写断绝了的王国世系，补救其敝病，振兴废弛之业，这是王道的精髓。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通；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
《礼》规范人伦，所以长于行事；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长于政治；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风土民谣；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乐》是论述音乐的经典，所以长于和顺；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春秋》论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春秋》文字数万，而有数千条旨意。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春秋》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他们失去了根本。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很久了’。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春秋》，否则前有谗佞之徒而不见，后有奸贼之臣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做人臣者不能不知《春秋》，否则办常事不知道怎样做合适，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权变。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而不知其道义所在，被史官的罪名覆盖而不敢说话。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不明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君不像君就会被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曰：“
　　壶遂说：“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孔子时候，上面没有圣明君主，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文，其裁断礼义，当作帝王的法典。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具备，全部各得其所，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曰：“
　　太史公说：“
唯唯，否否，不然。
是是，不不，不对。
余闻之先人曰：“
我听先人说过：“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伏羲最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尧舜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商汤周武隆盛，诗人予以歌颂。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汉兴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泰山封禅，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流布，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
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是官员的罪过。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忘却先父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我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论次其文。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过了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
乃喟然而叹曰：“
于是叹息道：“
是余之罪也夫。
这是我的罪过啊！
是余之罪也夫！
这是我的罪过啊！
身毁不用矣！”
身体残毁没有用了。”
退而深惟曰：“
退而深思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