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夫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
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
此世俗之所谓知也。
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
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
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
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
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
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
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
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守卫财物的吗?
何以知其然邪?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
当年的齐国,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鱼网所撒布的水面,犁锄所耕作的土地,方圆两千多里。
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
整个国境之内,所有用来设立宗庙、社稷的地方,所有用来建置邑、屋、州、闾、乡、里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何尝不是在效法古代圣人的作法!
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
然而田成子一下子杀了齐国的国君也就窃据了整个齐国。
所盗者岂独其国邪?
他所盗窃夺取的难道又仅仅只是那样一个齐国吗?
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
连同那里各种圣明的法规与制度也一块儿劫夺去了。
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
而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声,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
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那么,这不就是盗窃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从而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
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的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
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何以知其然邪?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
从前龙逢被斩首,比干被剖胸,苌弘被掏肚,子胥被抛尸江中任其腐烂。
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
即使像上面四个人那样的贤能之士,仍不能免于遭到杀戮。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
因而盗跖的门徒向盗跖问道:“
盗亦有道乎?”
做强盗也有规矩和准绳吗?”
跖曰:“
盗跖回答说:“
何适而无有道邪?”
到什么地方会没有规矩和准绳呢?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
凭空推测屋里储藏着什么财物,这就是圣明;
入先,勇也;
率先进到屋里,这就是勇敢;
出后,义也;
最后退出屋子,这就是义气;
知可否,知也;
能知道可否采取行动,这就是智慧;
分均,仁也。
事后分配公平,这就是仁爱。
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以上五样不能具备,却能成为大盗的人,天下是没有的。”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
从这一点来看,善人不能通晓圣人之道便不能立业,盗跖不能通晓圣人之道便不能行窃;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天下的善人少,而不善的人多,那么圣人给天下带来好处也就少,而给天下带来祸患也就多。
故曰:
所以说:
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
嘴唇向外翻开牙齿就会外露受寒,鲁侯奉献的酒味道淡薄致使赵国都城邯郸遭到围困,圣人出现了因而大盗也就兴起了。
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抨击圣人,释放盗贼,天下方才能太平无事。
夫谷虚而川竭,丘夷而渊实。
溪水干涸山谷显得格外空旷,山丘夷平深潭显得格外充实。
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
圣人死了,那么大盗也就不会再兴起,天下就太平而没有变故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中止。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
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治理天下,那么这也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
给天下人制定斗、斛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连同斗斛一道盗窃走了;
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
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盗窃走了;
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
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同符、玺一道盗窃走了;
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人们的道德和行为,那么就连同仁义一道盗窃走了。
何以知其然邪?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受到刑戮和杀害,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
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
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
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
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所以,那些追随大盗、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不可能劝勉,即使有行刑杀戮的威严不可能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盗跖而不能使他们禁止的情况,都是圣人的过错。
故曰:“
因此说: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鱼儿不能脱离深潭,治国的利器不能随便拿给人看。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那些所谓的圣人,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可以用来明示天下的。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所以,断绝圣人摒弃智慧,大盗就能中止;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
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
焚符破玺,而民朴鄙;
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
掊斗折衡,而民不争;
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
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
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方才可以谈论是非和曲直。
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
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
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
故曰:
因此说:“
大巧若拙。
最大的智巧就好像是笨拙一样。”
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削除曾参、史鰌的忠孝,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行方才能混同而齐一。
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
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听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忧患;
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智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迷惑;
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秉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
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那曾参、史鰌、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都外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且用来迷乱天下之人,这就是圣治之法之所以没有用处的道理。
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汉族,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梁园区蒙墙寺村)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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