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艰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孙丑问曰:“
公孙丑问道:“
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曰:“
孟子说:“
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
或问乎曾西曰:
曾经有人问曾西:
‘吾子与子路孰贤?
‘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有才能?”’
曾西蹴然曰:
曾西不安地说:
‘吾先子之所畏也。
‘子路可是我祖父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
曰:’
那人又问:
‘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
‘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有才能呢?’
曾西艴然不悦,曰:’
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
‘尔何曾比予于管仲!
‘你怎么竟拿管仲来和我相比呢?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管仲受到齐桓公那样信任不疑,行使国家政权那样长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少。
尔何曾比予于是?
你怎么竟拿他来和我相比呢?’
”曰:“’
”孟子接着说:“
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曾西都不愿做管仲那样的人,你以为我愿意做那样的人吗?”
曰:“
公孙丑说:“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名扬诸侯。
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难道管仲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
曰:“
孟子说:“
以齐王,由反手也。”
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曰:“
公孙丑说:“
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
您这样一说,弟子我就更加疑惑不解了。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
以周文王那样的仁德,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还没有能够统一天下。
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
直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统一天下。
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现在您说用王道统一天下易如反掌,那么,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
曰:“
孟子说:“
文王何可当也?
我们怎么可以比得上周文王呢?
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
由商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
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
久就难以变动,武丁使诸侯们来朝,统治天下就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
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
纣王离武丁并不久远,武丁的勋臣世家良好习俗传统风尚慈善政治都还有遗存。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批贤臣。
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共同辅佐,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
尺地,莫非其有也;
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
一民,莫非其臣也;
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在那种情况下。
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文王还只能从方圆百里的小地方兴起,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齐人有言曰:
齐国人有句话说: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
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
今时则易然也:’
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
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没有哪一国的国土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
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
鸡鸣狗叫的声音处处都听得见,一直到四方边境,这说明齐国人口众多。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国土不需要新开辟,老百姓不需要新团聚,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
何况,统一天下的贤君没有出现,从来没有隔过这么久的;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老百姓受暴政的压榨,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的。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饥饿的人不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择饮料。
孔子曰:
孔子说: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所以,做古人一半的事,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只有这个时候才做得到吧。”
公孙丑问曰:“
公孙丑问:“
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
先生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大官,能得到推行您的道路,虽然由此而成就霸道和王道,不异于古之霸王之君矣。
如此,则动心否乎?”
象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曰:“
孟子说:“
否。
不。
我四十不动心。”
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曰:“
公孙丑说:“
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曰:“
孟子说:“
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做到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曰:“
公孙丑问:“
不动心有道乎?”
做到不动心有什么决窍吗?”
曰:“
孟子说:“
有。
有。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
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屈服,看见可怕的不逃避,即使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
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
他不受制于贫贱的人,也不受制于大国的君主;
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
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
无严诸侯。
他不尊敬诸侯。
恶声至,必反之。
受到辱骂必然要回骂。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
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
‘视不胜犹胜也。
‘在失败的情况下还要看到胜利。
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
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
舍岂能为必胜哉?
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
能无惧而已矣。
我只要无所畏惧就行了。’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
孟施舍象曾子,北宫黝象子夏。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好些,然而孟施舍却能遵守约定。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
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
‘子好勇乎?
‘你崇尚勇敢吗?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
我曾经听孔子说过大的勇敢。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
反躬自问而不退缩,虽然是平民,我也不恐惧;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反躬自问而退缩,虽然有千万人,我也前往。’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态度,又不如曾子之遵守约定了。”
曰:“
公孙丑说:“
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艰与?”
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来听听吗?”
“告子曰:
孟子说:“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
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
夫志,气之帅也;
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
气,体之充也。
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夫志至焉,气次焉。
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
故曰:
所以说:
‘持其志,无暴其气。
‘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
”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 公孙丑又问,“既然说,‘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这是为什么呢?”
曰:“
孟子说:“
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
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
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反而牵动他们的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于什么呢?”
曰:“
孟子说:“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我知道语言的作用,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曰:“
孟子说:“
难言也。
这很难说透。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
无是,馁也。
如果不是,就会泄气。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
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
无若宋人然:
千万不要象宋国人那样。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
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
谓其人曰:
告诉家里人说:
‘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
‘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
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
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何谓知言?”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做知道语言的作用呢?”
曰:“
孟子说:“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
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
发于其政,害于其事。
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
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
孔子兼之,曰:
孔子则兼而有之,可他还说:
‘我于辞命则不能也。
‘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
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那末先生就是圣人了?”
曰:“
孟子说:“
恶!
唉呀。
是何言也?
你这是什么话呢?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
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
‘夫子圣矣乎?
‘先生是圣人吗?’
孔子曰:’
孔子说: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只是学而不厌烦,教育上不怠倦罢了。’
子贡曰:’
子贡说:
‘学不厌,智也;
‘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
教不倦,仁也。
教育上不怠倦,是爱民。
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
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的话说到哪儿去了?”
“昔者窃闻之: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
敢问所安。”
请问您属于哪一种?”
曰:“
孟子说:“
姑舍是。”
暂时不谈这些吧。”
曰:“
公孙丑又问:“
伯夷、伊尹何如?”
伯夷伊尹这两个人如何?”
曰:“
孟子说:“
不同道。
他们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人民不使用。
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
国家能治理他就上进,国家混乱他就退避,这就是伯夷。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
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
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曰:“
孟子说:“
否。
不。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
曰:“
公孙丑说:“
然则有同与?”
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吗?”
曰:“
孟子说:“
有。
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
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如果有一个行为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果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的。
是则同。”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曰:“
公孙丑又问:“
敢问其所以异?”
请问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曰:“
孟子说:“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
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知道圣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
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
宰我曰:
宰我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远多了。’
子贡曰:’
子贡说: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
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
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中的君王,也没有一个人能违背孔夫子的观点。
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
有若曰:’
有若说:
‘岂惟民哉?
‘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
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
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高出同类,超越群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
” 孟子曰:“’
” 孟子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所以称霸必须是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用道德而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使天下归服的不一定是大国。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商汤王只有方圆七十里,周文王只有方圆一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用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用道德使人归服的,是心悦诚服,就像七十个弟子归服孔子那样。
《诗》云:
《诗经》说: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孟子曰:“
孟子说:“
仁则荣,不仁则辱;
仁就光荣,不仁就耻辱;
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却又居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假如真的厌恶耻辱,那最好是以仁德为贵,尊敬读书人,使有贤德的人处于一定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
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
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治法律制度。
虽大国,必畏之矣。
这样做了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
《诗》云:
《诗经》说: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趁着天晴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补好窗子和门户。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现在你们下面人,有谁还敢欺侮我?’
孔子曰:’
孔子说:
‘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道理呀!
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
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却趁着这个时候享乐腐化,这是自己寻求祸害。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祸害和幸福都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
《诗》云:
《诗经》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太甲》曰:“’
《尚书·大甲》说:
天作孽,犹可违;
‘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
自作孽,不可活。
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
孟子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尊重贤才,使用能人,杰出的人物都有职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乐于在这样的朝廷担任一官半职了;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在市场上提供储货的地方却不征税,把滞销的货物依法收购不使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乐于在这样的市场做生意了;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海关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乐于在这样的路上旅行了;
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种庄稼只按井田制助耕公田而不再征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乐于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了;
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居民区没有额外的土地税和劳役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乐于成为这里的居民了。
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真正能够做到这五点,就连邻国的百姓都会把他当父母一样仰慕。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
如果有谁想率领这些百姓来攻打他,就好比率领儿人去攻打父母,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
如此,则无敌于天下。
使这样,他就今天下大改了。
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
天下无敌的可叫做‘天吏’。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做到了这个程度还不能够应天下归服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孟子曰:“’
” 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同情心是仁的发端;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羞耻心是义的发端;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谦让心是礼的发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是非心是智的发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孟子曰:“
孟子说:“
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
造箭的人难道不如造销甲的人仁慈吗?
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
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能够伤害人,造销甲的人却唯恐箭伤害了人。
巫、匠亦然。
医生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
故术不可不慎也。
所以,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
孔子曰:
孔子说: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而不迷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间最安逸的住宅。
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
没有人阻挡却不选择仁,是不明智。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配被别人驱使。
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
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就像做了造弓的人却又以造弓为耻,做了造箭的人却又以造箭为耻一样。
如耻之,莫如为仁。
如果真正引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行仁。
仁者如射:
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
射者正己而后发;
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
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孟子曰:“
孟子说:“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
禹闻善言则拜。
大禹听到有教益的活,就给人家敬礼。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
伟大的舜帝又更为了不得,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
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
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
从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
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
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孟子曰:“
孟子说:“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伯夷这个人,如果是不合自己心意的国君,就不会在这个国君之下做事,如果是不合自己心意的朋友,就不会跟这个人结交为朋友;
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
不跟邪恶之人立身于同一个朝堂之上,不跟邪恶之人交谈。
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
如果跟邪恶之人立身于同一个朝堂之上,跟邪恶之人交谈,就好比是穿戴着上朝时所穿戴的衣冠却坐在淤泥或木炭之上。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
推究厌恶邪恶之心,而想到与同乡之人站在一起,如果某个人的礼帽不端正,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那个人,好像会被那个人染污一样。
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
因此,虽然诸侯有用华美的言辞和隆重的任命前来聘请的,也不接受。
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不接受聘请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一旦接受就会使自己不清洁了。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
柳下惠这个人,不认为侍奉行为污秽的君主是令人羞耻的事情,不认为做低贱的小官元是卑贱之事。
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得到任用的时候,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但一定谨守道义。
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
被放弃而不用的时候,毫不抱怨,遇到困窘不得志的时候,也不忧虑。
故曰:
他早就说过:
‘尔为尔,我为我;
‘你是你,我是我;
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即使你在我身边裸露上身,乃至裸露全身,你难道能有辱于我吗?’
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地跟任何人在一起而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损失,有人拉住他而想挽留住,他就留下而不走。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有人挽留就不离去的原因,在于不认为离开就算是清洁。”
孟子曰:“
孟子说:“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伯夷的心胸有些狭窄,柳下惠过于简单怠慢。
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心胸狭窄与简单怠慢,是君子所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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