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
其故何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
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
君子则不然。
君子就不是这样：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
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
《书》曰：“
《尚书》上说：“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
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
而唐遂亡矣。
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
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
然皆乱亡其国。
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嗟呼！
　　哎！
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