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
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
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
及冠，嶷然有声。
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行文措辞刻意雕琢。
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追求对偶，以至于文风污浊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
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
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倡，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
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
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随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
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
　　宋仁宗天圣八年正月，晏殊主持礼部考试，欧阳修列为第一名。
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三月，崇文殿御试中甲科第十四名，荣选为甲科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
入朝，为馆阁校勘。
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
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
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
范仲淹任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
修笑而辞曰：“
欧阳修笑而谢绝说“：
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
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
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
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
庆历三年，兼掌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其略曰：“
在文中他议论道“：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我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
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的利害关系相同时，就暂时互相援引，结为私党，这是伪朋党；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
当他们见到利益时，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后就互相伤害，即使是血肉兄弟，亲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君子则不然，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得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节操。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
将这些道德用于修身则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将这些道德品质用于效力国家，则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
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之多，却也有亿万颗心，真可谓无朋党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了。
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
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却是一条心，真可谓一个大朋党，而周武王得以借此兴旺起来。
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
这就是君子之朋党不厌多的缘故啊。
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顾侍臣曰：“
对侍臣说“：
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
做同修起居注后，进任知制诰。
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按惯例，对这个官职必须先考试而后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诏令特意授予他。
　　奉使河东。
　　他奉命出使河东。
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
从对西部用兵以来，主谋划的人打算放弃麟州，以减少运送军粮。
修曰：“
欧阳修说“：
麟州，天险，不可废；
麟州是个天然险要之地，不可以放弃。
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
如果放弃它，那就使黄河以东的郡县受到震动，百姓都不能安居了。
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
不如从那里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黄河附近的各堡寨中，这样，遇到情势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时可以节省物资的运输，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由是州得存。
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来。
又言：“
欧阳修又进言道“：
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
忻县、代县、岢岚县禁地很多，田野荒芜，希望让农民去耕种这些田地，不然，将被敌人侵占。”
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
朝廷将这个意见发交给有关的官员讨论，过了很久才同意实行，每年收获粟谷数百万斛。
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出使河东回京以后，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陛辞，帝曰：“
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
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
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对曰：“
欧阳修回答说：“
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
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
帝曰：“
仁宗说“：
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
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将李昭亮和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因此将冯博文逮捕下狱，李昭亮于是恐惧起来，立刻放回所纳妇女。
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
兵变发生的当初，对搞叛乱的人以不杀头来招抚，但他们归顺后又都被杀了，对被迫参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给各郡去管。
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
这时富弼做宣抚使，他恐怕这些人以后另生变故，准备下令在同一天杀死他们，他与欧阳修在内黄会见，夜半时，屏退左右的人，告诉了他这个打算。
修曰：“
欧阳修听后说“：
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
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人，何况他们是胁从者，能够再杀吗？
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
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个郡不愿服从，又造成事件，那问题就不小了。”
弼悟而止。
富弼听后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错误的决定。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
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
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而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应当被罢免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
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
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原因呢？
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
排挤掉一位贤人，而大多数贤人还在朝中，这还没有达到小人排斥异己的目的；
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
如果要把他们都除掉，而贤人又少有过失，难以一一去搜求他们的瑕疵，唯有指责他们为朋党，则可以一下子把他们都赶下台，至于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宠信，则难以用其他的事由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最忌讳的，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打倒他。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
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
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丧父的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居二年，徙扬州、颍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
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
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亲去世归还家中。
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二年矣。
为母亲服丧期满，奉召担任流内铨，当时在外地长达十一年。
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
皇上见他头发都白了，对他非常关心，抚慰有加。
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出欧阳修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
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
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个显贵臣子主持宴会，说：“
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这样做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特别有名气才如此的。”
　　知嘉祐二年贡举。
　　主持嘉祐二年礼部进士的考试。
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当时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那些险怪奇涩的文字，坚决加以排斥，凡是像这样的都不予录取。
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
录取之事完结后，过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欢自我标榜的人等欧阳修一出现，就聚在他的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
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但是考场的文风，也从此大为改变了。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
　　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接续包拯的严厉治政之后，欧阳修采取简易实际、顺应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
旬月，改群牧使。
过了十个月，改任群牧使。
《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
《新唐书》撰修完成后，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
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
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
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流。
黄河冲破商胡地区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贾昌朝打算开掘旧日的横垄河道，使河水回头向东流去。
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
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将河水导引入六塔河，主持计划的人不知按哪个意见为妥，无所适从。
修以为：“
对此欧阳修认为：“
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
黄河的水严重浑浊，泥沙淤积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积而造成阻滞，上游必然发生堤岸溃决。
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
以近年来事实的检验，黄河决口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经过努力不能复通的，只是这种局面不能保持长久罢了。
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
开通横垄故道的工程相当浩大而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了还会再一次决口。
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
六塔河河床狭小，而以全部黄河灌注，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
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
据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设坚固的堤岸加以严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进海里，这样做，就会带来数十年的好处了。”
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倾向李仲昌的意见，以致黄河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终于使河北造成了水灾。
　　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
　　御史台和谏院上奏弹劾陈执中过于凶狠刚愎，而陈执中仍然拖延不下台。
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
欧阳修上疏，以为“陛下拒纳忠善之言，庇护愚蠢丞相，这样有损于皇上的圣德”。
未几，执中罢。
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
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
狄青担任枢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关狄青的谣言纷纷四起，欧阳修请求将狄青调到外地任职，以保终身，于是狄青被罢为陈州知州。
修尝因水灾上疏曰：“
欧阳修曾借发生水灾的事上疏说“：
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
陛下治国已三十四年，而还没有立太子。
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
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
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
唐明宗不喜别人谈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点定夺，以致发生秦王之乱，国家被倾覆。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
陛下有什么感到疑虑而久久不做出决定呢？”
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后来封立英宗，就是源于此时。
　　五年，拜枢密副使。
　　嘉祐五年，拜为枢密副使。
六年，参知政事。
次年，任参知政事。
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
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国的军队数量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驻守军队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
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
凡是边境长久缺少军队的，必须要检查补齐。
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
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
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
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
当时皇太子还没有确定，他与韩琦等人协商立太子的事，有关的话都记录在《韩琦传》之中。
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
宋英宗由于疾病的缘故没有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因此，左右亲近的人搬弄是非，几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间因嫌疑而产生仇怨。
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
韩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
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
韩琦以英宗生病为理由，进行调解，太后的成见仍然丢不开，欧阳修进言说：“
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
太后事奉仁宗几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天下。
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
昔日太后在处理得宠的温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应付自如；
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
现在母子之间，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吗？”
太后意稍和，修复曰：“
太后的意思稍稍缓和，欧阳修又说：“
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
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辉照耀天下。
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
所以驾崩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即位的皇上，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
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
现在太后是一个妇人，我们则只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遗愿办，天下谁肯听从呢？”
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来的意思。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
　　欧阳修平生与别人谈论事情，从来都是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
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
待到他治理政事时士大夫有什么请求，则当面说明行还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论事，他也必定问明是非，由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
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
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讨论该当如何，都说应当称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
修引《丧服记》，以为：“
欧阳修援引《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
‘过继给人当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服丧。’
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
减三年的丧服为一年的丧服，而不要更改亲生父母的名份，因为服丧期限可以减少而亲生父母的名份却不能更改。
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
如果将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这样做，考查以前历朝各代，都是无典可依的。
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
进封大国爵位，则又于礼不合。
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
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不一样。”
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
太后发出手谕，允许英宗称亲，尊称濮王为皇，三个夫人为后。
帝不敢当。
皇帝下诏谦让。
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
于是御史吕诲等人就此事诋毁欧阳修，争论不已，都被贬逐。
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
只有蒋之奇的意见符合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举荐他为御史，而大家都视他为奸邪之徒。
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
蒋之奇为此事很担忧，于是寻思怎样使自己解脱。
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
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因事衔恨欧阳修，因此制造男女关系方面的谣言侮辱他，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谣言展转到了中丞彭思永那里，彭思永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即上章弹劾欧阳修。
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
宋神宗刚即位，想治欧阳修以重罪。
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
于是就此事询问曾任宫臣的孙思恭，孙思恭为欧阳修作了辩解开脱，欧阳修闭门不出，请皇上查究此事。
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
宋神宗派人去诘问彭思永、蒋之奇此事的来龙去脉，结果他们理屈辞穷，无言以对，都被贬斥。
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
欧阳修也极力请求斥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知州。
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次年，迁为兵部尚书、青州知州。
辞不拜，徙蔡州。
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辞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蔑，六十岁时，就接连上书请求告老退休，皇上则下诏书对他尊宠有加，不让他辞官。
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
及任职青州时，又因为请求停止发青苗钱，而遭到王安石的诋毁，所以乞求辞官更加迫切。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
熙宁四年，以太子太师退休。
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熙宁五年，去世，追封为太子太师。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
他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
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
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
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
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
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
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
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
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
或问：“
有人问他：“
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
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
曰：“
他说：“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
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
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
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
简者，不为繁碎耳。
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
修幼失父，母尝谓曰：“
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
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
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
吾问之，则曰：“
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
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
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
吾曰：“’
我说‘：
生可求乎？
生路可以寻求吗？’
曰：“’
他说‘：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
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
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
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
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
修闻而服之终身。
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
　　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
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
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
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
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
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
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
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
　　欧阳修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在记载下来的金石文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跋语，一一加以确凿的考证，取名为《集古录》。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书》的纪、志、表，又独立写成了《五代史记》，笔法严谨而文字简练，大多继承了《春秋》笔法。
苏轼叙其文曰：“
苏轼为欧阳修文集作序说：“
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论说道理与韩愈相似，议论政事与陆贽相似，记叙事情与司马迁相似，诗词歌赋与李白相似。”
识者以为知言。
有见识的人认为这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