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
　　凡是国土辽阔、君主权威至高无上的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因为法律严格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令畅通。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
因此，作为君主在确定爵位和制定俸禄时，必须坚持严格的法治原则。
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
国家稳定，民众就会安居乐业，若政治混乱，国家将面临危机。
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严格的法律符合人的本性，而宽松的法禁则与社会现实不符。
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
民众天生愿意努力工作，他们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努力来获得自己渴望的东西。
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民众的好恶是由君主掌控的，他们喜欢的是利益，厌恶的是惩罚。
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
君主利用民众的好恶心理来调动民力，这样就不会失去治理的实际效果。
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反之，如果法禁松弛，政务失序，这往往是因为奖惩不当。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
　　所以，依据国家治理的原则，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奖励和惩罚的标准。
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
没有哪位君主在治理国家时不颁布法令，但结果却有存亡之别；
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国家灭亡的原因在于法令中奖惩不分。
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
进一步说，没有哪位君主在实行奖惩时不加以区分。
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
但有些所谓的“区分”只是表面文章，并非真正的区分。
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
明智君主的奖惩是基于统一标准进行的。
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
所以在明君统治下，民众既尊重法律又畏惧禁令，既不想犯罪也不敢妄图获取赏赐。
故曰：
所以说：
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无需等到动用刑罚或赏赐，民众就已经规规矩矩地做事了。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
是何也？
这是为什么呢？
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
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
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
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
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
则使相窥奈何？
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
曰：
大致说来。
盖里相坐而已。
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
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
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
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
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
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
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
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
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
如此，则奸类发矣。
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
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
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
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
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
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
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
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
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
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
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
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
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
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
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
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
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
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
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
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
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
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
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
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
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
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
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