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庆于周。
　　晋在鄢陵打败楚国后，派郤至向周王告捷。
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交酬好货皆厚，饮酒宴语相说也。
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郤至，宾主互赠了厚礼，席间谈笑甚欢。
明日，王叔子誉诸朝。
第二天，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郤至。
　　郤至见邵桓公，与之语。
　　郤至会见了邵桓公，与他交谈。
邵公以告单襄公曰：“
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单襄公说：“
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
王叔简公称赞郤至，认为他一定能够在晋国掌权，而且掌权后定能得到诸侯的拥护，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郤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今夫子见我，以晋国之克也，为己实谋之，曰：“
现在郤至来见我，认为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他说：“
微我，晋不战矣！
如果不是我，晋国就不会打这场战争了。
楚有五败，晋不知乘，我则强之。
楚有五个失败的因素，晋却不知道利用它，是我坚持主张开战的。
背宋之盟，一也；
楚国违背与宋的盟约，这是一；
德薄而以地赂诸侯，二也；
楚王德行欠缺却以土地贿赂诸侯，这是二。
弃壮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抛弃强壮优秀的将领而用司马子反那样幼稚懦弱的人，这是三；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
设置了辅臣谋士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是四；
夷、郑从之，三陈而不整，五也。
纠集了蛮夷、郑国参战，三方面的军阵却又不整肃，这是五。
罪不由晋，晋得其民，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治整，诸侯与之。
首开战端的责任不在晋国，晋得到民众拥护，四支军队的将帅气盛势强，军容严整，诸侯都站在晋国这一边。
是有五胜也：
因此，晋有五个取胜的因素：
有辞，一也，得民，二也；
与楚开战有正当的理由，这是一，得民心，这是二；
军帅强御，三也；
将帅精悍，这是三；
行列治整，四也；
部队号令严明，这是四；
诸侯辑睦，五也。
与诸侯关系和睦，这是五。
有一胜犹足用也，有五胜以伐五败，而避之者，非人也。
晋有一个取胜因素就足以胜楚，以五胜去攻伐五败却还要躲躲闪闪，那不是有作为的人。
不可以不战。
这一仗非打不可。
栾、范不欲，我则强之。
栾书、士燮不愿开战，是我强使他们下达作战命令的。
战而胜，是吾力也。
结果打胜了，这是我的功劳啊！
且夫战也微谋，吾有三伐；
他们在战斗中没有谋略，我有三大功劳：
勇而有礼，反之以仁。
勇而有礼，并以仁爱为本。
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
我三次追逐楚军，这是勇；
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
遇上楚君必定下车快步上前，这是礼；
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俘获了郑伯又放了他，这是仁。
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如果让我主持晋国政事的话，楚、越等国一定会称臣来朝。’
　　“吾曰：“’
　　“我对郤至说：“
子则贤矣。
你确实很有才干。
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
然而晋国提拔官员不会不论位次，所以我以为晋国的政务恐怕还轮不到你来主持。’
谓我曰：“’
他对我说：“
夫何次之有？
有什么位次？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今栾伯自下军往。
已经去世的荀伯是从下军之佐升任主政的，赵宣子没有军功也主持了政事，如今栾伯又从下军之佐升为中军主帅。
是三子也，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
就这三个人来说，我的才能只有超过他们而没有不及的。
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
我以新军之副将升为正卿而主持政事，有什么不行的呢？
将必求之。
我一定想法达到目的。’
是其言也，君以为奚若？”’
这里他说的话，您以为如何？”
　　襄公曰：“
　　单襄公说：“
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
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郤至这种人吧。
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
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厌恶这种行为凌驾于他人之上。
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
人的本性，都想超过在己之上的人，所以是无法凌驾的。
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
要想凌驾他人，反而会被排斥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
且谚曰：“
谚语说：“
兽恶其网，民恶其上。
野兽厌恶捕捉它们的罗网，百姓仇视高高在上的官员。’
《书》曰：“’
《尚书》说：“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百姓可以亲近，却不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诗》曰：“’
《诗》说：“
恺悌君子，求福不回。
温文尔雅的君子，以礼求得万福。’
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
按照礼仪，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这正因为圣人知道百姓是不可凌驾其上。
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
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必须先得到民心，然后方能安稳，因而能长保福禄。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
如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而想超过他们，这是要凌驾于七人之上，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
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
被小百姓所怨恨，已经难以忍受，更何况那都是有地位的大臣呢？
其何以待之？
郤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
　　“晋之克也，天有恶于楚也，故儆之以晋。
　　“晋国的这次胜利，是上天憎恶楚国，因此让晋国来警诫他。
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已力，不亦难乎？
然而部至却贪天之功据为已有，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佻天不祥，乘人不义，不祥则天弃之，不义则民叛之。
贪天之功不祥，凌驾他人不义，不祥将被上天遗弃，不义会遭百姓叛离。
且郤至何三伐之有？
况且郤至哪里有三件功劳呢？
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
他所说的仁、礼、勇，都是百姓所为。
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
为正义而舍身称为勇，遵奉道义而守法称为礼，积累义举而立功称为仁。
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
玷污了仁是佻，玷污了礼是羞，玷污了勇是贼。
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
作战以消灭敌人为准则，以不战而使敌人顺从正义为上策。
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
所以要用刚毅勇敢来治军，要用位爵尊卑来治政。
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
违背作战的准则而擅自释放郑君，这是贼；
弃毅行容，羞也；
放弃奋勇的机会而去对楚君行礼，这是羞；
叛国即仇，佻也。
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而去亲近仇敌，这是佻。
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得政矣。
郤至有这三种耻辱的行为却想替代在他之上的大臣，离掌权还远着呢。
以吾观之，兵在其颈，不可久也，虽吾王叔未能违难。
据我看来，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不会长久了，恐怕我们的王叔简公也难以免难。
在《太誓》曰：“
《泰誓》上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百姓所希求的，上天必定依从。’
王叔欲郤至，能勿从乎？”’
王叔简公要连结郤至，能不跟着遭难吗？”
　　郤至归，明年死难。
　　郤至回国后，第二年就被晋厉公杀掉了。
及伯舆之狱，王叔陈生奔晋。
后来王叔简公与伯舆争权夺利，因失败而逃奔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