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
墨子说: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现在的天子、诸侯、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法和政治安定。
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
然而国家不得富足而得贫穷,人民不得增加而得减少,刑法和政治不得安定而得混乱,那么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得到他们所憎恶的东西。
是其故何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子墨子言曰:“
墨子说:
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
这是天子、诸侯、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不能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
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
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就会)增大;
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贤能之士减少了,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就会)降低。
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
因此,当权者(致力的)事情,将在於使贤能增多而已。
曰:“
有人问:
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
子墨子言曰:“
墨子说:
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
假如要想要增加这个国家擅长射箭、驾车的人,一定要使他们富、使他们贵,尊敬他们,给他们荣誉,这样以后,国家的射箭、驾车能手将会得并增加了。
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
何况贤能的人,敦厚於德行,擅长於言辞,精通於学术呢?
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这本来就是国家的财富、朝廷的辅佐呀,也务必将使他们富、使他们贵,尊敬他们,给他们荣誉,这样了以后,国家的贤能之士将可以得到并增多了。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
所以古时圣王治理国政,说道:“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有,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尊贵,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亲密,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接近。”
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
因此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它,都返回(指朝廷以外)商量说:“
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
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
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
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非亲属关系,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
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
与君主亲近的人听到它,也返回商量说:“
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近,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
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
离君主和国都远的人听到它,也返回商量说:“
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我先前把离君主远看成是没有依靠,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
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
及至边邑郊外僻地方的臣僚,在宫廷中担任值宿、守卫等事务的贵族子弟(庶子,未正式授职的贵族弟子),国都中的一般人,四方边地的郊野之民听到了,都争先做合於“义”的事。
是其故何也?
这是什麼原因呢?
曰:
墨子说:“
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
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只有一种东西;
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
臣下借以奉事君上的,只有一种途径。
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
拿它跟富人作譬喻,有高墙、深邃的房屋,墙已经立好了,谨慎地在墙上开凿一道门户。
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
有强盗进入,关闭他所由进入的地方再寻找盗窃者,强盗没有逃出的通道。”
是其故何也?
这是什麼缘故呢?
则上得要也。
就是因为君王抓住了关键(指“义”)。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市集的人,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给他高高的官爵,给他厚重的俸禄,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
曰:“
墨子或:“
爵位不高,则民弗敬;
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
蓄禄不厚,则民不信;
积蓄和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信任他;
政令不断,则民不畏。”
行使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畏惧他。”
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提出这三件(爵位、蓄禄、政令)来授予贤者,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而是想要事业成功。
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所以在这时,以德行来安排职位,按官职从事於职事,按功劳(的大小)决定赏赐(的多少),衡量功劳(的大小)而分配俸禄。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於下位。
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提拔正直无私、行为合“义”的人,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地名)的北边,把政权交给他,天下安定。
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禹选用益在阴方(地名)之中,把政权交给他,九州平定。
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
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把政权交给他,谋略成功。
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文王推举闳天、泰颠於从事渔猎之中,把政权交给他们,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
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
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
即使是从事农业、手工业、市集(店铺)的人,没有不争著勉力去崇尚道德的(意,疑为“德”字的讹误)。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
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承嗣,副官,助手)。
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所以得到士,谋略就不会受挫,身体不必劳苦,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就是由於得到了士的缘故。
是故子墨子言曰:“
因此墨子说:“
得意贤士不可不举;
如愿以偿(这裏指治国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
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
治国不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
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
往上想师法前人,奉行尧舜禹汤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的人,是政治的根本啊。”
墨子(约公元前476年(一说是公元前480年)~约公元前390年(一说是公元前420年)),墨家学派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