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之效：
　　大儒的作用是：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
周武王去世以后，由于成王还年幼，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拥护成王继承武王之位来统辖天下。
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
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本来就应该是他拥有的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事贪图王位。
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
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人并不觉得他残暴。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
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
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
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
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
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
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
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
周公无天下矣；
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
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
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
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
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
变势次序节然也。
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因此，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来代替嫡长子执政并不算超越本分。
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位。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
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
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
儒无益于人之国？”
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
　　孙卿子曰：“
　　孙卿子答道：“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
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
如果得到君主的任用，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
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
如果无法得到任用，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普通百姓。
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
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不正当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
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
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
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
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
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
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
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
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弃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搬离了鲁国，甚至鲁国卖牛马的也不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
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使朝政完美，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做臣民时就像这样的啊。
　　王曰：“
　　秦昭王问：“
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孙卿曰：“
　　孙卿答道：“
其为人上也，广大矣！
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
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
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
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
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
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
是何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
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
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
夫是之谓人师。
这就是为人楷模。
《诗》曰：
《诗经》说：“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
　　昭王曰：“
　　昭王说：“
善！”
讲的好！”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
曷谓中？
什么叫做适中呢？
曰：
答道：
礼义是也。
就是礼义。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
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
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
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
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
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
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
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
有所止矣。
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
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
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
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
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
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
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
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
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
无益于理者，废之。
反之，就不做。
夫是之谓中事。
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
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
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
无益于理者，舍之。
反之，就舍弃。
夫是之谓中说。
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
事行失中，谓之奸事；
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
知说失中，谓之奸道。
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
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
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
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
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
工匠不知，无害为巧；
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
君子不知，无害为治。
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
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
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
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
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
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
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
《诗》曰：“
《诗经》上说：“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
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
有靦面目，视人罔极。
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
　　曰：
　　回答道：
其唯学乎！
那只有通过学习吧！
彼学者，行之，曰士也；
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
敦慕焉，君子也；
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
知之，圣人也。
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
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
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
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
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
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
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
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
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
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
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
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
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
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
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
　　故曰：
所以说：
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
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
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
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
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
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
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
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
故曰：
所以说：
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
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
《诗》曰：“
《诗经》上说：“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鄙夫反是：
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
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
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
《诗》曰：“
《诗经》上说：“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种人。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
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
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
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
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
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
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
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
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
《诗》曰：“
《诗经》中说：“
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
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
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
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矫）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
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
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
此其道出乎一。
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
曷谓一？
什么叫做专一？
曰：
答：
执神而固。
保持神明与稳固。
曷谓神？
什么神明与稳固？
曰：
答：
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
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
神固之谓圣人。
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
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
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
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
《诗》言是，其志也；
《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
《书》言是，其事也；
《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
《礼》言是，其行也；
《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
《乐》言是，其和也；
《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
《春秋》言是，其微也。
《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
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
《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
《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
《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
天下之道毕是矣。
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
乡是者臧，倍是者亡。
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
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客有道曰：“
　　有个客人说：“
孔子曰：
孔子说：
‘周公其盛乎！
‘周公多么伟大啊。
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
”　　应之曰：“
　　答道：“
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
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
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
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
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
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
霍叔惧曰：
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
‘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
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
周公曰：
周公却说：“
‘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
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
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
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
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
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
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
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頀》废矣。
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
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
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
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
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
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
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
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
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
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
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
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
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
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
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
在一大夫之位置，则作为一国君主却不能独自拥有，一个国家却不能独自容纳，成名况乎诸侯，没有不愿意把他收纳为臣子；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
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
是大儒之征也。
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
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
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
是大儒之稽也。
这就是大儒的典范。
其穷也，俗儒笑之；
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
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
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
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
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
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
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
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
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
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
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
是俗儒者也。
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
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
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
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
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
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
倚（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
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
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
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
是大儒者也。
这就是大儒。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
　　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
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
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
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
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
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
行之，明也；
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
明之为圣人。
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
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
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
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
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
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
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
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
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
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
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
勇，则必为贼；
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
云能，则必为乱；
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
察，则必为怪；
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
辩，则必为诞。
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
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
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
勇，则速威；
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
云能，则速成；
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
察，则速尽；
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
辩，则速论。
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
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
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
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
人无师法，则隆性矣；
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
有师法，则隆积矣。
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
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
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
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
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
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
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
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
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
行为习惯会改变人的意志，安于习俗久了就会改变人的气质。
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
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
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
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工匠的儿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
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
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
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
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
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
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
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
《诗》曰：“
《诗经》上说：“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
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
唯彼忍心，是顾是复。
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
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个。
　　人论：
　　人的类别是：
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
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志忍私，然后能公；
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
行忍情性，然后能修；
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
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
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
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
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
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
如是则可谓大儒矣。
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
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
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
众人者，工、农、商、贾也。
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
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
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
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
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
言道德之求，不贰后王。
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
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
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
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
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
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
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
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
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
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
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
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
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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