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觐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
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尝谓公卿曰:“
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
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
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
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
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
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
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终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
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前事不远,你们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极力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
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
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
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
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能治理好国家。
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
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
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对曰:“
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
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圣明。
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
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
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
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
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
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
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有话敞开说,皇上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
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
自古以来,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高兴时就胡乱赏赐无功之人,发怒时就任意杀戮无罪之人。
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天下大乱,莫不由此造成。
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我早晚无不把这些教训放在心头,常常希望你们极力进谏。
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
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怎么能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就护短、不采纳呢?
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
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
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怨恨。
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希望让我的视听能和外界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
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
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大多有恐惧(的深情),说起话来以致语无伦次。
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
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
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所以每当有人直言进谏,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把这话当做触犯龙颜。
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假如立刻发怒斥责,很害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
自知者明,信为难矣。
正确了解自己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是困难。
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
比如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以为有长处,别人比不上。
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
如果(让)著名的文士、工匠来商讨评价,杂乱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显现出来。
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
由此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他的过错。
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处理得尽善尽美?
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我常想魏徵遇到问题时就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就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必定显现出来。”
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
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
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
食器之间,何须苦谏?”
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
遂良对曰:“
褚遂良回答说:“
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
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
首创奢淫,危亡之渐。
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
漆器不已,必金为之;
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
金器不已,必玉为之。
有了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
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
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没有作用了。”
太宗曰:“
太宗说:“
卿言是矣。
你讲得很对。
朕所为事,若有不当。
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
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
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
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
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
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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