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觐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
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尝谓公卿曰：“
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
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
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
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
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
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
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终使（他）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
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前事不远，你们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极力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
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
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
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
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能治理好国家。
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
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
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对曰：“
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
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圣明。
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
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
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
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
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
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
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有话敞开说，皇上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
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的意见，果真就实在很难有人敢触犯他了。
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
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
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
商代的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
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
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
杜如晦对曰：“
杜如晦说：“
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虽然自己治国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
仲尼称：
孔子曾经赞扬过忠臣史鱼，说：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国家失去道义了，他还以死相谏。’
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
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忠言，就闭口不提意见呢。
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
他身居要职，却苟且偷生，不肯辞官隐退，这和箕子装疯离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
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非但不据理力争，反而阿谀顺应贾后，苟全性命，免除灾祸。
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
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捉拿张华时，张华说：
‘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
‘贾后废太子时，我不是不想说阻止的话，当时我怕贾后不采纳我的意见。’
其使曰：’
使者说：
‘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
‘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你贵为三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即使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
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
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他被斩杀，株连三族。
古人有云：
古人说得好：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
‘危难却不扶持，倾倒却不扶助，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
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操。
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
张华既然在直言上不能保全节操，在巧言上又不能保全性命，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
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
太宗曰：“
唐太宗听后很赞同杜如晦的观点，说：“
公言是也。
你说得对。
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
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
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
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
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
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说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
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
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
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始终不会因为（你们）直言触犯我的旨意，就责怒你们。”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
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
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
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
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反映的情况都弄清楚。
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
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三更才睡觉。
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
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
自古以来，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高兴时就胡乱赏赐无功之人，发怒时就任意杀戮无罪之人。
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天下大乱，莫不由此造成。
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我早晚无不把这些教训放在心头，常常希望你们极力进谏。
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
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怎么能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就护短、不采纳呢？
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
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
我一一看过自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就应该竭诚规谏，至于如像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连妻儿都要遭杀戮。
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更难。
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
我又听说龙可以畜养得很驯顺，但喉下有逆鳞。
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
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
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
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
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
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
乃赐绢有差。
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陈述他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
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
你所呈上的意见是极正直的言论，言辞和道理都值得观赏，我很是欣慰。
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
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中齐桓公之罪，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有剑斩晋文公衣袖之仇，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像老朋友，没有什么差别。
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
这是臣子各为其主，心诚不移。
卿之深诚，见于斯矣。
你的忠诚，从这份奏章中可以看出来。
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
如果你能保全这种大节，那么就可以永远保全美好的名声。
如其怠之，可不惜也。
如果懈怠了，不就可惜了吗。
勉励终始。
（希望你）自始至终勉励自己，做后人的表率。
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
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样不是很好吗？
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我过去没有听说我的过错，也没看见自己的缺陷，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屡次提出好的建议，用来丰富我的思想，如果仅靠我一个人，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
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
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怨恨。
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希望让我的视听能和外界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
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
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大多有恐惧（的深情），说起话来以致语无伦次。
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
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
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所以每当有人直言进谏，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把这话当做触犯龙颜。
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假如立刻发怒斥责，很害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
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
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
徵对曰：“
魏徵回答说：“
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
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
然古人云：
然而古人说过：
‘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
‘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
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
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
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
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懦弱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
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被疏远的人，怕不被信任而不能进谏；
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
贪恋禄位的人，担心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
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
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
太宗曰：“
太宗说：“
诚如卿言。
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
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
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有什么两样？
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
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
竭诚者，乃是极难。
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
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
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朕今开怀抱，纳谏诤。
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
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你们无须因为害怕，就不敢极力进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
自知者明，信为难矣。
正确了解自己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是困难。
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
比如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以为有长处，别人比不上。
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
如果（让）著名的文士、工匠来商讨评价，杂乱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显现出来。
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
由此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他的过错。
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处理得尽善尽美？
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我常想魏徵遇到问题时就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就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必定显现出来。”
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
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
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
食器之间，何须苦谏？”
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
遂良对曰：“
褚遂良回答说：“
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
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
首创奢淫，危亡之渐。
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
漆器不已，必金为之；
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
金器不已，必玉为之。
有了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
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
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没有作用了。”
太宗曰：“
太宗说：“
卿言是矣。
你讲得很对。
朕所为事，若有不当。
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
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
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
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
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
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