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子三以国让，而《春秋》褒之。
季札三次退让继承吴国王位，《春秋》这部经典上对此大为褒奖。
余征其前闻于旧史氏。
我从过去的史书中验证了一下以前听到的这种说法。
窃谓废先君之命，非孝也；
私下认为，不听先王的命令，不能叫作孝；
附子臧之义，非公也；
与子臧让位的义举相比附，不能叫作出以公心；
执礼全节，使国篡君弑，非仁也；
坚持长子继承的礼制，保全自己的节操，使得国家被篡夺，君王被杀死，不能叫作仁；
出能观变，入不讨乱，非智也。
出使外国能观察形势的变化，在自己国内却不去讨伐叛乱，不能叫作智。
左丘明、太史公书而无讥，余有惑焉。
左丘明的《左传》和司马迁的《史记》记述季札的事，却不加讥刺，我感到迷惑不解。
夫国之大经，实在择嗣。
国家最重要的纲常，就在于选择君王的继承人。
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贤则废年，以义则废卜，以君命则废礼。
做君王的人担心不能立有德的人为嗣君，所以按照贤能的标准择嗣而不管年龄，按照大义的标准立嗣就不去占卜，按照君王的命令择嗣就不管礼制。
是以太伯之奔句吴也，盖避季历。
因此吴太伯出走到句吴，是为了避开弟弟季历，让他继承王位。
季历以先王所属，故篡服嗣位而不私。
季历按照周太王的嘱托做，所以他继承王位并不是为自己打算。
太伯知公器有归，亦断发文身而无怨。
太伯知道王位有了归属，就剪短头发，在身上刺了花纹，毫无怨言。
及武王继统，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官天下也。
到了周武王继承王位，承受天命，建立了周朝，他本不是长子，但不把建立周朝的事业让给长兄伯邑考，这是以周朝天下的利益为重。
彼诸樊无季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太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
那个诸樊，没有季历的贤能，那个王僚，没有武王的圣明，但季札却干出了太伯让国那样的事，这是徒慕虚名，怎么可以与太伯的至德相比呢？
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逐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
况且使得国内的争端发生在王位更替的时候，祸乱兴起在王族内部，于是公子光劫夺了王位，到了儿子夫差，就被越王勾践打败，国势衰落，不能恢复，父子只传了两代，吴国就灭亡了。
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馀昧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霸荆蛮。
以季札这样见解通达，知识渊博、不懈地追求道义的人，如果先前承担了寿梦的遗命，继承了馀昧死后的王位，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周朝宗系的统治，称霸江南。
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
那么，吴国也就能够因而强盛，许多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
阖闾安得谋于窟室？
这样的话，阖闾怎么能在地下室里密谋夺位呢？
专诸何所施其匕首？
专诸的匕首又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呢？
呜呼！
唉！
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节。
保全自己的声名而不顾吴国的大业，坚决推让而不改变素志。
善自牧矣，谓先君何？
所丢掉的是忠，所保存的是节，季札倒是很会养护自己，但对死去的君王怎样交待呢？
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
与其从周朝的音乐中观察各诸侯国的兴衰变化，从戚地的钟声中觉察到孙文子处境危险，何不多关心一下自己内部的祸患，多忧虑一点自己国家的安危呢？
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
与其到王僚墓上去哭祭回报，哀悼已死的王僚，侍奉活着的公子光，何不在争端发生前就采取行动，在祸乱未发生前就进行防治呢？
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祗之心？
与其抛弃家室来表示自己的节义，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前来表示为人守信用，何不遵奉君父寿梦的遗命，继承王位，来安慰他的在天之灵呢？
则独守纯白，不干义嗣，是洁己而遗国也。
就此而言，自己要保持纯洁，不追求合理的王位继承，这是干净了自己而抛弃了国家啊！
吴之覆亡，君实阶祸。
吴国的灭亡，季札实在是祸患的根子。
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
他还说，“不是我引起的祸乱”到底是谁引起的呢！
其孰生之哉！
到底是谁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