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六者，本归一焉。
　　为官之人需遵循六大原则，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
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
每个人都必须保持廉洁，严守道德，才能保全自身。
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
官员的等级虽有高低之分，但都有相应的制度规范：
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
评判官员功绩的高低，都以是否清廉谨慎为首要标准。
器尔众才，由吾先圣。
器重这些人才，依据的是前代圣人制定的标准。
人各有能，我官其任。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君王则根据各人的长处分别任用。
人各有德，我目其行。
每个人的品德也各有不同，君王会时刻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
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
因此，虽然分成了六大原则，但都以廉洁作为最高准则。
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
任用百官时，都要让他们砥砺名节，然后处理政事。
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
善良的人凭借善良处理政事，能力强的人凭借能力处理政事。
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而不随。
有的官员严格遵守条法，兢兢业业，有的官员立身正直，不随心所欲。
法则不失，辨别不疑。
考核他们的条文不会偏移，是非对错都能清晰分辨。
第其课兮，事区别矣；
评价他们的业绩并划分等次，业绩的高低自然会有区别。
举其要兮，廉一贯之。
然而，纵观主要功绩，是否廉洁始终贯穿其中。
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
国家会排除对官员政绩评价中的不当议论，奖励他们良好的治理成果；
为民极之介洁，斯作丕基。
然而，为官是否谨慎廉洁，却是判断美丑的最根本依据。
所谓事者，各一人之攸能；
所谓政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
所谓贤者，通众贤之咸暨。
而廉洁，则是所有为官者都必须遵守的原则。
拟之网罟，先纲而后目；
拿捕鱼和捕鸟的网作比方，需要先有总绳才能有网眼；
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
拿织布作比方，需要先有经线才能有纬线。
于冢宰处八法之末，厥执能分；
在宰相八法中，官绩排在最后，其职责已经分给了少宰。
在西京同大孝之科，于斯为贵。
在汉代，清廉与大孝被划归在同一科目（即孝廉科），由此可见廉洁是多么珍贵。
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可以清楚地知道，官员的事功必然毁于贪腐，道德必然成于廉洁。
茍务渎货，都忘属厌。
如果一味追求财货，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诐而为憸。
这种风气一旦蔓延，那么善良而有能力的人也会变得厚颜无耻，谦恭正直的官员也可能沦为逐利之徒。
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贤。
即使立法，也无法迫使官员恪守名节，即使考核，也无法彰显真正的贤明。
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
所以圣人憎恶那些贪腐的官员，即便能力再强也绝不宽恕；
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
崇尚廉洁的品行，要求六条都必须结合廉洁来考察。
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
这是周公时期就定下的规矩，由少宰分管的事务。
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
考察官员就依照这个原则决定升迁或贬黜，选拔人才也以此原则决定取用或放弃。
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
晋代举贤的六条中，只有第四条提到廉洁，这样的法令缺陷很大；
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
唐代考课官员的四条中，只有前两条体现出对清廉的要求，这种制度也很不完善。
曷曰独摽兹道，分贯其馀？
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廉洁，并把它贯穿到其他条款中呢？
始于善而迄辨，皆以廉而为初。
因为从第一条“善”到第六条“辨”，廉洁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念厥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
明白了廉洁的宝贵，才会知道其他条款中再大的成绩也难以与之相比。
譬夫五事冠于周家，闻之诗雅；
比如周代，就是把五事看得极为重要，我们从《诗经》的风、雅中已有明显体会；
九畴统之皇极，载自箕书。
将“九畴”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则，也已记载在《尚书·洪范》篇中了。
噫，绩效皆烦，清名至美。
啊，官员们的功绩和治效名目繁多，但只有恪守清廉的人才能获得最美好的名声。
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
所以为帝王者必须先让官员树立廉洁的操守，再去表彰他们的能力和业绩。
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
上古圣王治理天下，其制度法令简明扼要却极其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