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
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
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
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
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
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
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
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
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
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
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
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
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
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
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
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
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
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盖尝试论之：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
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
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
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
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
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
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
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
此其故何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
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
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
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
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
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
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
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
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
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
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
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
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
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
夫民亦然。
人民也是如此。
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
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
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
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
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
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
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
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
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
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
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
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
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
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
战者，必然之势也。
战争，是必然的趋势。
不先于我，则先于彼；
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
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
故曰：
所以说：
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
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
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
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
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
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
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
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
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
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
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
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
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
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
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
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