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 ，言战之善而蔽其患 。其相率而为之者 ，莫不有利 、焉而不胜其害也 。有得焉 ，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 ，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