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
　　臣等依凭空虚浅薄的才学，在翰林院侍讲、侍读的职位上充个数目。
圣明天纵，学问日新。
皇上的聪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深厚。
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
臣等才学有限，然而圣贤之道没有穷尽，心中虽然想表述清楚可口头上表达不出来，因此自己感到很是惭愧，不知道该怎么办。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
　　臣等认为作为臣子向皇帝进献忠诚，就像医生对准病症去用药一样，药虽然经医生之手传过去，但药方多是从古人那里留下来的。
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如果药方在世间证明确实很灵验，那么就不必一定要由医生自己创造出来才用。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
　　臣等听说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才能本来就是帝王的辅佐，学问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
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
他的议论深刻而切合物事人情，言语从不偏离圣贤的道德规范。
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
才能与西汉的张良（张良字子房）齐肩而文才却要胜过他，议论的才能像西汉的贾谊而方法却不粗疏，上可以纠正皇帝想法上的错误，下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
但其不幸，仕不遇时。
三代也只他一人罢了，但他不幸的是做官没能赶上良好的时机。
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
唐德宗以严厉刻薄为能事，陆贽就以忠诚敦厚去规谏；
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
唐德宗以猜疑忌恨去对人，陆贽就以推心置腹去劝说；
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
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陆贽则认为消除战事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
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
唐德宗喜好敛聚财物，陆贽则认为散财于民最为迫切。
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
至于任用人才、接受意见的方法，整治边防、驾驭将帅的策略，归罪于自身以收拢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斥去小人以消除人民的祸患，珍惜爵位、宝器以授予有功的人，像这类合理的建议，很难列举完。
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
陆贽真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去诊治危害身体的重病。
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假使唐德宗能完全按陆贽的进言去实行，那么贞观之治的盛况便会再一次出现。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
　　臣等每次从皇帝听讲的西阁退出，都私下相互议论，认为您是圣明的天子，一定喜欢陆贽的议论。
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
只要使像您这样的圣明天子和像陆贽那样的贤能大臣意见相吻合，那就像圣君和贤臣处于同一时代一样了。
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
当初冯唐高度赞扬战国时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则为不能使用他们而深深叹息；
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
魏相陈述了西汉晁错、董仲舒等应对当时皇帝的言语，汉宣帝就按这些言语施政而成就了汉室中兴的业绩。
若陛下能自得师，则莫若近取诸贽。
如果陛下能自己寻求老师，就不如从近一点的唐朝选取陆贽。
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
再说那《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不是没有可以效法的，而且依照这些史籍所阐述的道理都足以治理好国家。
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
然而《六经》当中的圣贤言论精深奥秘，而史书、子书中存留的圣贤学说却颇不完整，犹如高山大海那样崇高深远，很难从中选择出多少可以直接推广运用的东西。
如贽之论，开卷了然。
而陆贽的议论，一打开书本就非常明了清楚。
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
汇聚了古往今来的学说精华，确实是国家治乱的一面镜子。
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
臣等想把他向皇帝的进言文章稍微加以整理校对，重新抄好进呈给陛下。
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
希望陛下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就像亲眼见到陆贽之面一样，反复熟读它，就像和陆贽当面谈话一样。
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这样，一定能启发陛下天子之性的神明天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成就强盛国家的功业。
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臣等说不尽愚陋的心意，请陛下决定是否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