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天下的祸患，最难挽回的，莫过于表面看似太平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
如果消极地等待祸乱发生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祸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但如果主动站出来坚决制止，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虚假的安定，不会相信我。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
唯有那些仁人志士、豪杰之辈，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国家的安定挺身而出，追求伟大的功业。
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这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更不是那些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
　　当国家平静安稳时，无缘无故触发巨大祸患的导火索。
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
虽然由我引发，但我也有能力制止它，这样才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如果祸乱发生时选择逃避，把平定的责任推给别人，那么天下人的指责和责难，必然会集中到我的身上。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
　　从前晁错竭尽全力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结果山东诸侯联合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借口发动叛乱。
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
然而景帝未能洞察他们的真正用心，竟然杀了晁错来安抚他们。
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忠诚而被杀感到痛心，却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其实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自古以来，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还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
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
比如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
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
在工程尚未完全结束时，也难免会遇到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灾祸。
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但大禹早已预料到这些情况，因此当祸患发生时，他能够从容应对，毫不慌乱，最终取得了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
　　七国势力如此强大，突然想要削弱它们，引发叛乱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
晁错不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天下人承担危难，掌控吴、楚等国的命运，反而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建议景帝御驾亲征平叛，而自己留守京城。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
再说，挑起七国叛乱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自己想博取美名，又怎能逃避这场灾难？
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
亲自带兵平叛极其危险，而留守京城则极为安全。
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作为一个引发祸乱的主谋，却选择最安全的事去做，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皇帝，这就是让忠臣义士愤怒的原因。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
　　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难以逃脱杀身之祸。
何者？
为什么呢？
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
他自己想留守京城，却让皇帝御驾亲征。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
从情理上讲，皇帝本就觉得为难，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
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
这就给了袁盎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阴谋得逞。
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假如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能豁出性命承担平叛的重任，夜以继日地训练军队，向东严阵以待，让君主不必担忧，那么皇帝一定会充分信任他，觉得七国叛乱并不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能有机会离间他们君臣呢？
　　嗟夫！
　　唉！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世上的君子如果想建立伟大的功业，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
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
假如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吴、楚等七国，未必不能成功，只因为他一心想着保全自己，惹得皇帝不满。
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奸臣趁机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