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他们多么关爱百姓，多么为百姓的疾苦忧心忡忡，而且用君子长者的宽厚态度来对待天下人。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人做了一件好事，不仅奖赏他，还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的开始而欣喜，并鼓励他坚持到底；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有人做了一件坏事，处罚之余，又怜悯同情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欢喜与忧虑的情感，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都记录在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中。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成王、康王去世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治国之道开始衰落，但穆王仍然嘱咐大臣吕侯，告诫他要施行“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穆王的话虽然充满忧虑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却能果断，怀着怜惜无罪者的心肠，因此孔子将这篇《吕刑》选入了《尚书》。
　　《传》曰：“
　　古书上说：“
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
奖赏时如果有疑点，应该依然将其列入受赏之列，以推广恩泽；
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惩罚时如果遇到可疑之处，则应从受罚之列中剔除，”这是为了谨慎使用刑法。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尧执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员。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有一次，皋陶三次说某人该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所以天下人都敬畏皋陶执法的坚决，同时又赞美尧帝用刑的宽大。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却说，“不行，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但后来他又说，“试用一下吧。”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采纳了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圣人的心意，从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书》曰：“
　　《尚书》说：“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罪行轻重有疑问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问时，宁可从重奖赏。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下执法失误的过失。”
呜呼，尽之矣。
唉，这句话完全体现了忠厚的精神。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选择赏就显得格外仁慈；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选择罚就显得过于严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
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
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过于严厉，就会变得残忍。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所以，仁慈可以超出，但义法绝不能越过界限。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因为用爵位、俸禄行赏，只能对那些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无法影响得不到这些的人；
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用刀锯作刑具，只能对受这种刑罚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罚的人没有威慑力。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
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奖励不完的，不可能全都用爵位俸禄来表彰；
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惩罚不尽的，不可能全都用刀锯来制裁。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能回归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
故曰：
所以说：
忠厚之至也。
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致啊！
　　《诗》曰：“
　　《诗经》说：“
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如果乐于接受劝谏，祸乱就会迅速平息；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迅速平息。”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
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
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
《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要严格，责人要宽厚。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