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必然的趋势和结果，道理也有它正确的答案。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天下唯有头脑冷静、客观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察觉未来的征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预示着将要刮风，石墩表面返潮湿润，意味着即将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然而，人事的变化、情理与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往往空疏渺茫，难以完全洞悉，千变万化且无法预先料定，怎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
但即使是贤明之人，有时也会对身边的世事毫无察觉，这是为什么呢？
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这是因为喜好与厌恶的情感扰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量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时说：“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
郭汾阳见卢杞，曰：“
郭汾阳见到卢杞时也说：“
此人得志。
此人一旦得志。
吾子孙无遗类矣！”
我的子孙恐怕一个都留不下来。”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以今天的情况来看，有些事情的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
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
不过，依我之见，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
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
但他并不忌恨别人，也不贪图私利，只是随波逐流罢了。
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假如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是遇到哪怕只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搅乱天下呢？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
至于卢杞，他的奸诈阴险确实足以败坏国家。
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
然而，这个人并无真才实学，容貌不足以打动人心，言谈也无法蒙蔽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被重用呢？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由此看来，山巨源和郭汾阳对王衍、卢杞未来的预测，或许未必一定会成为现实。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为，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吹捧，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骨子里他却是阴险毒辣，与常人的意趣背道而驰。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
我看他是王衍和卢杞合为一体的产物，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说得清的！
其祸岂可胜言哉？
脸脏了不忘清洗。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衣服脏了不忘浣净。
此人之至情也。
这是人的最普通常理。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然而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的衣服。
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吃的是像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好似居丧之人，却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中的圣人之言，难道这还合乎情理吗？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大凡为人处世违背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徒，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人。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他们凭借盖世的好名声，来掩盖和助长尚未显露的祸心。
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即便这世上有励精图治的明主，有爱才惜才的宰相，也难免被迷惑而提拔、重用他们。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如此一来，这种人给天下带来的祸患，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其危害远非王衍、卢杞二人所能比拟。
　　孙子曰：“
　　孙子说：“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
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错了，而他则会发出怀才不遇的叹息。
孰知祸之至于此哉！
这样一来，又有谁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祸害的就是此人呢？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将被他搅乱，而我却因此获得先见之明的美誉，那真是令人悲哀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