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
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
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
郭汾阳见卢杞，曰：“
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
此人得志。
此人一旦得志。
吾子孙无遗类矣！”
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
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
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
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
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
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
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
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
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
其祸岂可胜言哉？
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
此人之至情也。
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
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
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曰：“
　　孙子说：“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
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
孰知祸之至于此哉！
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