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
此岂近于人情哉？
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或曰：
　　有人说：
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
曰：
我说：
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然则何为而可曰：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
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
然此必无之事也。
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