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
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
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
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
夫子曰：“
孔子说：“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
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
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
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
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啊。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
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
究其所以纷论，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
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
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
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
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
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
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
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
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
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
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
回答说：
曰：
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
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
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整辑排列，称之为史纂，相互参证、深入研究探讨，称之为史考；
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
（这些史料的整理及史实的考证）均非史学的目的。
皆非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