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丰富这种表达方式。”
圣谟所析,义已明矣。
圣人分析了经典之后,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
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表达出来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是这样。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诗”的含义是扶持,扶持人的性情。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
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
黄帝《云门》,理不空弦。
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
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
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
太康败德,五子咸怨:
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
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
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
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
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
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
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