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
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
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
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
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
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
二曰声文,五音是也;
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
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
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
《孝经》留下来的规矩,服丧时期不需要说有文采的话;
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
所以知道君子日常所说的话,并不是不要文采的。
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
老子憎恶虚伪,所以称“美好的言辞不可信”,而他所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则文辞精妙,说明他也并非丢弃所有的华丽语言。
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庄周说,“用精巧的语言来描述世间万物”,称之为辞藻修饰。
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
韩非说,“精巧的辩论十分艳丽”,也是要讲究华丽。
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用艳丽的语言辩说,用华丽的辞藻修饰万物,文辞的变化,在这里到达了顶点。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
研读《孝经》《老子》可以懂得,华丽或质朴分别依附于人的性情;
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
详细阅读《庄子》《韩非子》,可以看出文辞和内容重于浮夸。
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
若能从源头上分清泾水和渭水的清浊,在驾驶上辨别正路和邪路的方向,那么也就能够驾驭文采了。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
用铅粉和黛墨来装饰容颜,而情态却只能来自于一个人的身姿;
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
文采可以修饰语言,而华丽则源于本性。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所以情理是文章的经线,辞藻是文章的纬线;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经线正确纬线才能够产生,情理确定辞藻才能够流畅:
此立文之本源也。
这是写作的根本原则所在。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以前的诗篇,大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
何以明其然?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
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
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
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
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
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
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
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
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
况乎文章,述志为本。
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
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
因此,写文章时运用辞藻,将事理讲清楚,如果文采浮泛文辞怪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
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
这就好比钓鱼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用桂肉做鱼食,反而钓不到鱼。
“言隐荣华”,殆谓此也。
《庄子·齐物论》中说“言辞的涵义被浮夸的辞藻掩盖了”,说的就是这样。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
《诗经·卫风·硕人》说“穿了锦绣衣服,外面再上罩衫”,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
贲象穷白,贵乎反本。
《周易》中讲文饰的《贲卦》,最终还是以白色为正,可见采饰仍以保持本色为贵。
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才能据以配上音节,缀以辞采,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但不掩盖其内容,辞采虽繁富,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色抛弃不用,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
总结, 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确是不错的。
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
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
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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