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景物，景物的变迁触动着人心，从而让人的情感随之起伏，并通过舞蹈和歌唱表达出来。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它映照着天、地、人三者，使万物焕发出光辉与美丽，上天的神灵依靠它接受祭祀，幽冥的力量借由它传达祈愿。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比诗歌更为贴近了。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
　　昔日《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其意蕴深远悠长。
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夏代的《五子之歌》曾言“郁陶乎予心”，楚地的《离骚》则提到“名余曰正则”，虽然这些作品的体例尚未完备，但它们已是五言诗的开端。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到了汉代李陵，才正式开创了五言诗的体式。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古诗的年代久远，作者与时代难以详考，但从文风来看，它应属于西汉时期的作品，而非周朝衰落时的创作。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像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都以辞赋争胜，却未闻有诗歌流传。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仅有一位女性作家（班婕妤），以及一位男性诗人（李陵）。
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诗人的创作风气，在这一时期明显衰退了。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东汉两百年间，只有班固的《咏史》诗留存，但其质朴无华，缺乏文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此后到了建安时期，曹操与曹丕父子酷爱文学；
平原兄弟郁为文栋；
曹植、曹彪兄弟成为文坛领袖；
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刘桢、王粲则是他们的得力辅佐。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
此外还有攀附追随之人，数量将近百人。
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质兼备，盛极一时。
尔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晋。
然而后来逐渐衰微，直至晋代。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太康年间，“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及左思等文人异军突起，继承前贤的传统，延续了建安文坛的辉煌，堪称一场文学复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永嘉年间，黄老学说盛行，清谈之风渐起。
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此时的诗文多以玄理为主，内容平淡，缺乏韵味。
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东晋渡江后，清谈的影响虽有所减弱，但仍如微波荡漾，孙绰、许询、桓温、庾亮等人的诗作，平淡得如同《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采已荡然无存。
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
在此之前，郭璞凭借卓越的才华革新了诗歌形式。
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
刘琨以其清新刚健的气势提升了诗歌美感。
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然而，前者势单力薄，未能扭转世俗文风。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义熙年间，谢混以文采续写新篇。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己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刘宋元嘉年间，谢灵运横空出世，文采斐然，辞藻华丽且意境深远，超越了刘琨、郭璞，更胜潘岳、左思一筹。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
由此可知，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为辅翼；
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陆机是太康文学的核心，潘岳、张协为辅翼；
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巨擘，颜延之为辅翼：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这些都是五言诗的重要创作者，声名显赫于世。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
　　四言诗因字数少而含义丰富，效仿《国风》和《离骚》即可掌握大致风格。
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但诗人们）常苦于文字冗长而意义不足，因此很少有人学习这种形式。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
五言诗在诗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最具韵味的一种，符合大众审美需求。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擅长陈述事理、塑造形象、抒发情感、描摹事物，且能做到详尽贴切吗？
故诗有三义焉：
因此，诗有三种表现手法：
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
文辞虽尽而意味无穷，是“兴”；
因物喻志，比也；
借物喻情，是“比”；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直接描写事实并寄托寓意，则是“赋”。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扩展这三种手法，融会贯通，用风骨强化，用文采润饰，使读者回味无穷，听者动容不已，这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如果只用“比兴”，弊病在于寓意过于隐晦，导致文辞滞涩；
若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如果只用“赋”，问题在于寓意浅显，文辞松散，甚至流于戏谑，失去中心，显得芜杂无力。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雪严寒，这些四季变化引发的感受往往被融入诗歌之中。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良辰美景时寄诗传情，离群索居时托诗诉怨。
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比如楚臣去国，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
有的尸横荒野，魂随蓬蒿；
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有的持戈戍边，战气冲霄；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有的游子衣单，闺妇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有的士人解印归隐，一去不返；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有的女子入宫受宠，顾盼倾城。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凡此种种，无不触动心灵，若不用诗来抒发情志，又能如何？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若不以长篇歌咏畅叙情怀，又该如何？
故曰：“
所以孔子说：“
《诗》可以群，可以怨。”
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让穷困卑贱者安心，让避世隐居者无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诗。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因此，诗人为何不爱写诗呢？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当今文人的风气，这种习气非常炽盛。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孩童刚能穿稳衣服，才刚上小学识字，就必定心甘情愿地追逐这种风尚。
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于是平庸的诗作和杂乱的诗体，人人都自创一套模样。
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以至于使那些富家子弟，以文章赶不上潮流为耻，整个白天都在修饰词句，彻夜呻吟苦思冥想。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
自己单独看时觉得精妙绝伦，众人一看终究还是归于平庸迟钝。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杋今古独步。
另有一些轻浮浅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作品古朴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氏以上的至高无上之人，称谢朓是古今独一无二的大家。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杋，劣得“黄鸟度青枝”。
然而模仿鲍照，终究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朓，也只能低劣地写出“黄鸟度青枝”。
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
徒劳被高明抛弃，与真正的文人毫无关联。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
　　观察王公贵族与士大夫阶层，每每在闲谈之余，总喜欢以诗作为话题，根据个人喜好争论优劣。
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正如淄水与渑水混合难辨，紫色与红色掺杂不分，各种意见喧嚣纷争，无法用统一标准评判。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
近来彭城人刘绘，是一位敏锐的诗歌鉴赏家，厌恶诗坛混乱，欲撰当代《诗品》，口述了许多评论。
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虽未成书，但也是出于深思熟虑之举。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昔班固论人分九等，刘歆评文归《七略》，依名究实，确实存在许多不当之处。
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至于诗歌技巧的高低，其实显而易见。
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按类别推断，大抵如同判断赌博或棋局胜负般清晰。
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当今圣上天赋卓绝，文思深邃，文章与日月同辉，学问贯通自然与人事。
昔在贵游，已为称首。
早年结交贵族子弟时已是领袖人物。
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
何况如今统御八方，天下响应如风云际会，英才汇聚，络绎不绝。
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
君王眼光早已超越汉魏，胸襟包容晋宋。
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
这类农民歌谣与市井议论，岂敢妄加品评？
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我所记录的内容，不过坊间谈资，仅供消遣罢了。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在一品之中，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不依据优劣进行评价。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
再者，逝者已矣，其诗可定；
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今人尚存，不予收录。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
连缀词句，罗列事实，仅作一般性讨论。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
至于国家文书，需广引典故以彰显庄重，德行驳议。
宜穷往烈。
应列举前功以资借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
但若吟咏性情，何必拘泥典故？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思君如流水”取眼前之景。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高台多悲风”亦即目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清晨登陇首”无典可用。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明月照积雪”岂出自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纵观古今佳句，多非拼凑古人词句，而是直抒胸臆。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
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繁密，对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于是（刘宋）大明、泰始年间，诗文几乎沦为抄书。
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
近来任昉、王融等人，不重视文辞本身，只争相引用冷僻典故，自此以后，作者渐成习惯。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致使句句用典，字字求古，拼凑堆砌，严重损害了诗文质量。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然而真正能做到天然去雕饰的诗人，寥寥无几。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
文辞若不够雅正，就该充实典故义理。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既然缺乏天才，只能卖弄学问，也算是一种策略吧！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
　　陆机的《文赋》通达却无褒贬；
李充《翰林》，疏而不切；
李充的《翰林论》疏漏而不切实际；
王微《鸿宝》，密而无裁；
王微的《鸿宝》细密却缺乏裁断；
颜延论文，精而难晓；
颜延之的文章精巧却晦涩难懂；
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
挚虞的《文章志》详尽广博，可谓知音之言。
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观诸家论述，多就体裁而言，未涉优劣。
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
至于谢灵运编纂诗集，凡遇诗歌皆收录；
张骘《文士》，逢文即书。
张隲撰写《文士传》，凡见文章必记载。
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这些著作的重点在于保存作品，而非评定高低。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我此次记录，专限五言诗。
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
尽管如此，古今作者几乎尽数囊括。
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
粗略分辨优劣，总计一百二十人。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列入此流派者，称为才子。
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至于三品升降，未必为定论，未来若有调整，还请寄望于懂诗之人。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
　　昔日曹植、刘桢堪称文章圣手，陆机、谢灵运追慕效法，研究深入，千百年来却未闻声调之辨、四声之论。
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有人说古人偶然未察，果真如此吗？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备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试看古代诗颂皆配乐而作，若不调节五音则无法和谐。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
如“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韵律优美至极。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因此“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歌词，文辞虽欠工整，但韵律可唱，这是注重音韵的表现，与后世所谓声调不同。
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於声律邪？
如今诗歌脱离音乐，又何必讲究声调呢？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
齐代王融曾对我说：“
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
声调与天地共生，古来诗人未曾察觉。
帷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
唯有颜延之提及韵律谐和，但其观点大谬；
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唯范晔、谢庄深谙此道。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我本欲作《知音论》，惜未完成。”
王元长创其首，谢杋、沈约扬其波。
王融首倡其说，谢朓、沈约推波助澜。
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
三人皆贵族子弟，年轻时便善辩论文艺，文士们竞相效仿，追求精细严密。
襞积细微，专相陵架。
繁复琐碎，刻意超越。
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结果导致文辞拘谨忌讳，损害了真实与美感。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我认为诗歌体制本应在吟诵中流畅自然，无需滞涩，只要清浊相间，贯通顺滑即可。
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
至于区分平上去入，我实在难以掌握；
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至于蜂腰鹤膝之类的毛病，民间歌谣早已避免。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之作《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之篇《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有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之作《扶风歌》，郭璞有咏仙之篇《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些作品皆为五言诗中的精品。
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堪称诗歌的“珠泽”与文采的“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