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
　　青霞沈炼君，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向皇帝上书斥责宰相。
方力构其罪，赖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
宰相因此非常忌恨他，正当宰相要极力罗织罪名陷害他时，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地减轻他的罪罚，只把他贬谪到塞上。
当是时，君子直谏之名满天下。
当时，沈君直谏的声名传遍天下。
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
不久，沈君满怀郁懑，携带家小，迁居塞上。
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
正逢北方的敌人多次侵犯内地，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束手无策，关闭城垒，任由敌人往来出没，连向敌人发一支箭来抵抗都做不到。
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
甚至等到敌人退走以后，他们就割下在战争中阵亡的中原士兵和在郊野中赶路的人的耳朵来当作军功。
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
而百姓中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到处都是，怨愤之情无处可诉。
君既上愤疆场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
沈君既对上愤慨于边疆防务的日益懈怠，对下又痛心于将士们肆意残害百姓、欺骗国家。
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他多少次为之哭泣哀叹，于是就将他满腔郁愤表现在诗歌文章中，从而抒发他的情怀，文集中所载录的各篇就是他这类的作品。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
　　沈君本来就因为敢于直谏而为当世人所敬重，而他所作诗文又多所讥刺，稍一传播，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
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
于是他们就竭力造谣、陷害，而大祸也就落到了沈君头上。
君既没，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
沈君遇害之后，那些曾身居军中要职、一同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也都因罪被罢官。
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
又不久，过去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
而君之门人给谏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
而沈君的门人、给事中兼谏议大夫俞君，就搜集编纂了沈君生前的著述若干卷，并加以刊刻流传。
而其子以敬，来请予序之首简。
沈君的儿子沈以敬，来请我为文集作这篇序文。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
　　我拜读了沈君文集后，题写道：
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
像沈君这样的人，难道不就是古代那些志行高尚的一类人吗？
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以下，其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
孔子删定《诗经》，从怨恨亲人的《小弁》、讽刺奸谗的《巷伯》以下，那些忠臣、寡妇、隐居之士、愤世嫉俗者的作品，一概被列入“国风”，并入“小雅”，这样的作品不可胜数。
岂皆古之中声也哉？
难道这些都是古代的合乎音律的诗歌吗？
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
然而孔子之所以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怜悯那些受谗害的人，彰显他们的志向。
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
他还说过“这些诗歌都是发自真情实感，都合乎礼义的要求”，“说话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借鉴”。
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
我曾依次考察了自《春秋》以来的作品，发现屈原的《离骚》好像是在发泄怨恨，伍子胥的劝谏像是在进行威胁，贾谊的奏疏很激切，叔夜的诗歌又像是在抒发愤恨，刘蕡的对策像是在表现亢直的个性。
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
然而按照孔子删定《诗经》的原则而收集、编辑它们，应该是未必没有值得收录的。
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
沈君虽然已经作古，然而海内的官员大夫们，直至今日谈到他，没有一个不感到酸涩流泪的。
呜呼！
唉！
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
文集中所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假使让后人读了，那么它们完全可以使奸臣胆寒心折，令守边将士战马腾跃，振奋起同仇敌忾的义愤，这是必然的。
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
今后，国家负责采诗的官员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给遗漏掉吗？
予谨识之。
在此，我怀着一片恭谨之情记在这里。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至于说到文采词藻精工还是不精工，以及是否符合古代作家的题旨，这些都不是能够说明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论述了。
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