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民贫，则奸邪生。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
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被公家用作劳役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
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
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
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
神农之教曰：“
神农氏曾教导说：“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
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
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
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
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
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
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
假以时日，就算有对外战事，就算遭遇水涝干旱，民众也不会感到困难，天下就会保持定定。
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每年如此，则天下万民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