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在圣明君王的治理下，百姓不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君王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因为君王能够为人民开辟财源。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所以，即使唐尧、夏禹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却没有被遗弃和饿得皮包骨的人，这是因为储备充足，事先做好了准备。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如今全国统一，土地之广、人口之多，不亚于商汤和夏禹的时代，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储备却不如那时，这是为什么呢？
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没挖掘，百姓还有余力没发挥，能种庄稼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充分利用，游手好闲的人还没有全部回乡务农。
　　民贫，则奸邪生。
　　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贫困是因为不够富裕，不够富裕是因为不从事农业，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一地，不能安居就会背井离乡，像鸟兽一样四处流散。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样的话，就算国家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也难以禁止他们。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受冻的人不会挑剔衣服是否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挨饿的人不会挑剔食物是否可口。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饥寒交迫时，就顾不上廉耻了。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冷。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如果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无法留住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大量储存粮食，充实仓库，以防备水旱灾害，从而拥有民心。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百姓的行为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分东南西北。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但人们依然重视它们，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们的缘故。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珠玉金银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必担心饥寒。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这就会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百姓随便离开家乡，盗贼受到鼓励，逃亡者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而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需要一定季节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搬不动，也不被奸邪之人觊觎；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但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会挨饿受冻。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因此，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现在一家五口的农户，家里被公家征用劳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在私人方面，还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所有费用都从农业收入中开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
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
交赋税时，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能借高利贷纳税；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于是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情况。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利润，小的开店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天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抬高物价。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是华美的衣服，吃的是上等的米和肉；
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没有农夫的劳苦，却享有丰厚的利润。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他们依仗富厚的钱财，与王侯交往，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
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坐坚固的车，赶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但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法律尊重农民，但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所以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国家富裕、法令实施，是不可能的。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让百姓务农。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而要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价；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提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向政府交粮，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这样，富人能得到爵位，农民能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从富人那里得到粮食供政府使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拿富有的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受益。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顺应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一是满足君主的需求，二是减少百姓的赋税，三是鼓励农业生产。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战马是国家战备所需，所以可以让人免役。
神农之教曰：“
神农氏曾教导说：“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由此可见，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物资，是国家的根本政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不会缺乏。
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事。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假如让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德。
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大批流入边塞。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
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
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
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
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
假以时日，就算有对外战事，就算遭遇水涝干旱，民众也不会感到困难，天下就会保持安定。
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年年如此，天下万民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